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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孙吴历史》之日本侵略者在孙吴所犯罪行(三)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2-5-9
 

三、经济掠夺和奴化教育
  (一)开拓民的移入
  1936年7月,日本政府确定了“20年百万户送出计划”(向满洲移民20年、分批移100万户,500万人口),同年8月25日,广田弘毅内阁把向中国东北移民政策确立为七大国策之一。为侵略战争的需要,从1937年起,日本借伪满政权的名义,实行了“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其中的一项“北边振兴计划”(也称“北边镇护”),向中国东北大规模移民,实质就是把北边布置成为一个大军事基地并解决粮食不足问题的计划,以防备苏联和作为实施大陆政策的粮食基地。
  在日本统治者看来,控制满洲是日本大陆政策的前提,他们认为“以枪炮夺取的土地,还能以枪炮再夺回,以锹镐开拓的土地,要相对可靠的多”,“真正的势力分布在于农业移民”。
  鉴于孙吴大军事基地的重要性,关东军决定,把孙吴、瑷珲、呼玛、北安、佛山、乌云等县的“开拓团”规定为孙吴军司令官管辖的动员(征兵)区域和复员军人的就业基地。
  孙吴是所谓“开拓第一线”地带的重点地区,屯有重兵,筑有坚固的纵深军事设施。自1940至1942年,从日本琉球群岛将15到19岁的日本青年移送到孙吴。这些移民中的一部分,是日本的农民和普通劳动者。他们是在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威逼利诱下,背井离乡,同样是日本帝国主义政策的受害者。这些移民,特别是“义勇队开拓团”则根据所谓“国防地第一线的入植方针”,移至日军驻地周边和铁路、公路等主要交通干线附近。
  日本把在孙吴的移民组成一个本部,设在现农场54连处。并以其为中心,统管下属7个中队,10个开拓点,移民共千余人。本部有房子10余栋,200余人,耕地50余垧,有汽车、拖拉机、三铧犁供各队使用。移民的具体分布为:
  在今西兴乡范围内。西兴村设一个中队,下设两个开拓点。第一个点在西兴屯,有开拓民200人左右,120余间房子,50余垧土地。第二个点在西兴村东侧,有开拓民100人左右,80余间房子,40余垧土地。这两个点沿北黑铁路南侧驻守,与之毗邻的南面是日军细菌试验驻地,北面是日军兵营,西面是日军十八仓库。
  在今腰屯乡范围内有五个中队,约400人,耕地160到170垧。第一中队位于腰屯东侧,桥东道旁,有房子7栋,70余人,耕地20余垧.第二中队位于今良种场,有房子7栋,60余人,耕地40余垧。第三中队位于腰屯南侧,现种畜场处,有房子10余栋,百余人,地40余垧。第四中队位于新村西沟里上顶子,有房6栋,70余人,耕地20余垧。第五中队位于吴家堡东北原星火畜牧场,有房子七、八栋,60余人,耕地30余垧。除曾家堡外,整个腰屯乡均被“开拓团”包围。
  在今沿江乡范围内,顺沿江军用公路设有一个中队和四个开拓点。约有耕地400垧,开拓民270人左右。中队部位于今农场46连,有房10余栋,百余人,地50余垧,有拖拉机等大型农具,这也是第一个开拓点。第二个开拓点位于小河西,有房8栋,60余人,耕地百余垧。小桦树林子开拓点有50余人,耕地200余垧。与当地农民混居,房40栋。大桦树林子开拓点有40余人,地40余垧,与当地居民混居。主要种植如“苟宝”(桔梗)、白根萝卜、土豆等,除日方民用外,还供应关东军。
  日军在孙吴驻军多,为供应军需,他们采取条块结合互成网络的规划手段,建立了许多诸如马车组地营子(现孙吴镇西南屯)、大烟馆地营子(西地营子火车道基南侧)、川本商会地营子、特务股地营子(兴北乡镇南大队南侧)、山下地营子(西地营子火车道基北侧)、国际株式会社地营子(腰屯东套子)、川本地营子(西地营子北部河边一带)。这些开拓点和地营子主要以种菜为主,一般耕地在百亩左右。
  至1941年8月,移入中国东北的日本“开拓团”总数为435个,46300户,107089人。到1944年末,移入东北的日本一般“开拓团”850个,约8万户,20万人。另有“青年义勇队”、一般“勤劳奉仕队”13万人。
  “开拓团”在军事上隔离我抗日联军同人民的联系,战时做后备兵员,经济上为日本侵华服务。

  (二)对劳力、土地、森林等资源的掠夺
  为进一步实施“北部正面”、“北边振兴”的战略计划,关东军驻孙吴的北方独立第四军司令部、宪兵队和伪满孙吴县公署先后以诱骗、摊派、强征、抓捕等手段,从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和山东等地骗招、押送8万余劳工,供驻孙吴的日军奴役驱使,劳工们时时面临着非人的压迫和血腥的屠杀,其任意残害劳工之极令人发指。日军役使劳工相继修筑了北满边境线上14个永久性要塞之一——孙吴胜山要塞及孙吴段166华里的北黑铁路;修建了平顶树、曾家堡、辰清三个飞机场和军用物资弹药仓库群;秘密建立了哈尔滨“731”细菌部队孙吴“673”支队;修筑了孙吴通往各县和各山里军用公路十余条;设立了长达20余华里,20万栋50万间营房以及修筑军事掩体和山洞达千余处;还陆续修造了逊别拉河大坝、秀水河沟和水闸;逊别拉河大桥;火锯厂;发电厂等,《孙吴县抗战时期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一书中统计,因劳累、饥饿致死、病死和集体枪杀的劳工达67 610人,尤其残酷的是待秘密军事工程完工后劳工集体被杀灭口就更是骇人听闻。北孙吴的劳工坑和曾家堡的劳工坟就是见证(已被发现的大规模的劳工坟有三处:分别在北孙吴、曾家堡、三甲屯)。据专家学者考证,仅从1934年6月至1945年8月,单单死于(或失踪)修筑孙吴日军胜山要塞的劳工就达50 000人。
  日军为实施“北边镇护计划”,主要是掠夺黑河地区林业、矿业等资源,这也就伴随着对劳力残酷掠夺。自1933年4月至1934年8月,开始勘测和实施修建北黑铁路(北安至黑河,途经孙吴境内)。修筑北黑铁路条件十分艰苦,夏季的炎热,蚊虫的叮咬,劳工住在潮湿的席棚子里,吃的是窝窝头,穿的是更生布和麻袋片,风餐露宿忍饥挨饿,有病又不给医治,每天都有劳工累死、饿死、病死在工棚内。途经孙吴辰清至潮水路段多是坚硬的岩石和高山峻岭,还有低洼的沼泽地段,工程复杂艰巨。北黑铁路第一期工程是北安至辰清段;第二期是辰清至黑河段。据黑河地区史料记载,至1935年11月北黑铁路全线通车止,修筑北黑铁路孙吴段的劳工至少有450人死去。
  对劳力、土地的掠夺 从1937年开始,日军计划在孙吴修三处军用飞机场:一是孙吴县城西北的平顶树机场。1937年9月,从关内被骗招来的有2 000多名劳工,因不堪忍受日军的欺侮集体罢工,500多人被日军枪杀。二是1939年5月,修建孙吴曾家堡飞机场的800多名劳工,一年多时间里,有300多名劳工死去。三是辰清飞机场。因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大批日军南下参战,修筑辰清飞机场的计划没有实施。然而日军将从孙吴抓的1700多人,用于修山神府机场,这批劳工大多是当地男性青壮年,被抓人数占孙吴县当时总人口的21%,仅七个月时间,被饿死、打死的就有800多人,劳工死亡人数占孙吴县总人口的9%(伪满时公布《国兵法》,改募兵制为征兵制。自1940年至1945年孙吴县征集国兵5批,共100人左右。凡是年满19岁的男性青年,不论何职业都要参加体检。伪满征兵机构由孙吴县公署行政科所属动员股、村公所、街公所以及协和会的人员组成,由日本军官、军医进行体检来确定兵员。体检不合格者被称为国兵漏,3年之内每年夏季出4个月劳工,称为勤劳奉仕,为日军修公路等)。幸存劳工李志云控拆说:“我的父母在修完飞机场后被日本兵杀掉了,我的脸上、脖子上和后背上挨了5刀,只是没被杀死。”
  日军以加强“满洲国防建设”为幌子,开始在满蒙、满苏漫长的国境线上秘密构筑军事要塞。胜山要塞,属日军首批构筑的要塞。1937年至1940年日军在秘密修筑要塞时,分别从关内和东北等地骗招押送到孙吴近6万名劳工,其中有一部分是在战场被俘的国民政府军和八路军战俘,要塞工程是劳工的“死亡工程”,从要塞逃脱的劳工是极少的,不是累死病死和饿死,或是在军事工程完工后被日军集体屠杀。在胜山要塞与黑河要塞结合部,日军决定于1934年至1938年计划从黑龙江底下开挖一条秘密隧道,经江下通往苏联,好用作战时对苏发动突然袭击。后因参加该项工程的秦某成功逃往苏联,并将这一绝密工程反应给苏远东情报机关。日军大本营得知属下报告后,当即停止了此项工程,并将参加该项工程的3000多中国劳工就地处决。
  1941年10月深秋的一天,从华北被抓到这里的3000多名劳工,在胜山要塞某一工程将要结束时,他们早晨上工走到一个山坳里时,被事先埋伏好的日军用机枪全部射杀,为保密起见,将劳工尸体攒成一堆浇上汽油焚烧后掩埋。当年日本兵石桥清末所著的《战尘悲歌》中有如下说明,“……我们集合正准备过桥,路旁的山岗上立着一个大石碑,碑上刻有‘构筑阵地者牺牲之碑’,这是为修筑胜武屯、胜山两个阵地工事的3000名中国劳工作纪念的。”可见,在刽子手的灵魂深处对其所为也曾有过时时的颤抖。
  腰屯乡腰屯村84岁老人关英华回忆说:“日本投降后不久,我听从胜山要塞逃出来的劳工吕玉海、刘海山说,当时他们那一拨修胜山要塞的劳工大约有460人,1940年秋季的一天,日军不让他们上工了,被驱赶到离胜山不远的第五国境守备队指挥所的胜武屯靠西边的一片开阔地里,四周都是持枪的日本宪兵,劳工心想这下完了,本想通过九死一生的煎熬 ,待工程完工后回乡和亲人团聚的。此时日军的翻译讲话了,‘你们是大大的良民,你们已经在这里勤劳奉仕到期了,今晚皇军在你们的工区住处好酒好菜招待你们,然后发工响和路费就可以回家了。’到了傍晚,十几处破工棚里饭菜果真比平时好了许多,每人都发一个大瓷碗,用来盛酒,酒是装在大罐子里。吕玉海和刘海山因年纪小不会喝酒,便拿起馍来吃。其他劳工争先恐后地抢着喝酒,不一会儿就看满工棚的劳工东倒西歪地抽搐、呻吟,逐个痛苦地死去。有的脸色铁青,有的嘴角流着血。显然日本人在酒里下了毒。吕、刘二人相互使个眼色,钻到死去的劳工堆里装着死去,侥幸当晚日军没有处理劳工尸体,后半夜,外面黑得很,吕玉海和刘海山俩人互相摸摸,小心地钻出工棚外,从铁丝网下爬了出去,消失在胜武屯西边山林里。天亮后二人在山上不敢走,只有等贪黑再走,大致上午10点钟左右,吕、刘二人躲在山上看见胜武屯方向劳工棚子处浓烟四起,原来是日军将毒死的劳工摞到一起,连同劳工棚子,浇上汽油焚烧了。吕玉海、刘海山后来跑到腰屯乡南山,在一个叫董玉林的地窝棚住了下来,直到日本投降。”
  日军在溃退前,曾欺骗劳工说,红毛的军队打过来了,皇军为了保护你们,以免遭到敌人的炮弹炸伤,现在为保护你们的生命及安全,都到地下坑道里隐蔽起来,战事结束后,送你们回家。这样,几千名劳工都被武装的日军驱赶到地下坑道里。待劳工全部进入坑道后,阴险毒辣的日军立即用砂石泥土将坑道分段堵隔,有的劳工发现了日军险恶用心,要冲出洞去,日军则欺骗他们说,堵上入口是为了防止毒气进入。有的劳工不相信日军的鬼话,强行要出来则被日军开枪打死。随后分段封死各个出入口。几千名劳工直到窒息昏厥时,才知道受了日军的欺骗,但此时已经无能为力了。这也是战后极少能查找到胜山要塞劳工的原因。
  日军在侵占孙吴后,为把孙吴做为“北部正面”的军事基地,做为进攻原苏联的前沿阵地,在孙吴驻有成编制的师团,北山长达20华里,都是日军的兵营,仅曾家堡村左右就有日军的兵营5处,每年动用6 000多劳工来修筑营房和仓库,大量的劳工在繁重的劳动中死去。据省公安厅档案记载:1938年,仅修县城周边零星工事一项孙吴县被屠杀的中国劳工就有1700名。如修建孙吴屯山洞被害死500多人,北孙吴打死、饿死400多人,修建东仓库的200多名劳工被集体屠杀,工人闹暴动被集体杀害300多人。零星被杀害者在300名以上。1940年6月(伪康德七年)到1942年6月(伪康德九年),从关内外抓来的劳工和战俘6000多人,修筑逊别拉河大坝和挖秀水河的工程,累死、病死、抓回被打死的劳工有1200多人; 1941年春,从关内外征招的1200多名劳工修建孙吴日伪发电厂,由于日本人要求时间紧,劳动强度大,累死和病死的劳工近300人,全部葬在腰屯乡曾家堡飞机场旁的大泡子里。1944年修建孙吴火锯厂时,从辽宁招来的700多名劳工,不到一年时间里全部死在火锯厂,没有一个活着出去的。
  日军在孙吴驻扎期间,为打通孙吴至逊克、孙吴至瑷珲、孙吴至嫩江各据点间的联系,从沿江国境线到内地,修筑了数十条主干军事公路。为此,他们驱使上万劳工,由关东军工兵部队直接指挥,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进行强制性劳动,累死病死的,惨遭杀害的中国劳工不计其数。1935年,被日本人骗来修路的3000多名劳工,押送到孙吴修建军事工程,不到一年就死了六七百人。从北安抓来的1300多名劳工,完工时剩下的700多人,被集体屠杀。1936年,日军在天津、沈阳抓了1700名劳工,待工事修完后,为了保密,大部分劳工被枪杀。劳工张贵芳、张希令兄弟等5人被日本人活活打死。1937年6月,日军修筑孙吴辰清到瑷珲山神府军用公路,全程长150多华里,日本关东军小山中佐命令其属下,通过伪满地方政权,以勤劳奉公队和勤劳报国队的名义,在东北各地征招了3600名中国劳工来修这条公路,吃穿住的条件十分恶劣,简直到了难以承受的极限,死者比比皆是。不到一年时间,来时的3600名劳工,死去400多,到1939年秋季公路修成,3600名劳工几乎全部死去。1939年,由天津招来的3000劳工在纳金口子修铁路,回去时只剩下800人,死亡2200人。
  为修筑孙吴胜山要塞和西岗子要塞之间的边境国防公路,1943年6月下旬,从北平战俘集中营,用一列闷罐车押载着1 300名战俘。这些来自国民政府军和八路军的战俘,忍受着饥饿的折磨,每天干十几个小时的活,加上环境恶劣,患病得不到治疗,累死病死的人越来越多。在一片荒草地中逐渐地堆起了许多土堆,每一座坟中都埋着十几、二十几具尸体不等。仅仅3个月时间,这批从北平押送来的1300名特殊战俘劳工,就有800多人死于饥饿、劳累、疾病的折磨和日军的屠杀。
  据当年劳工幸存者退休老工人吴杏仁回忆,他原籍江苏无锡,被招劳工,至上海上船,被日本兵用刺刀押上轮船,到大连上火车就装在闷罐车里,一路上没人管吃喝,一直拉到北安,才知闯关东发财是受骗上当。1940年3月,从北安开往孙吴的火车中,有一节装满劳工的闷罐车,一盏煤油灯吊在车厢里,火车运行途中由于震动,将煤油灯晃倒,引起火灾。闷罐车的铁门上了锁,押运和看管的人又不在这个车厢,这一节闷罐车里的劳工全被烧死和闷死,直到孙吴站才知道。
  1940年,日军在孙吴北山修筑数十华里的营房,为防止营房被洪水冲淹,在逊别拉河左岸,即从东南腰屯乡腰屯村到北孙吴南,修建了一处30多华里长的防护堤坝,在现孙吴县西兴乡东侧挖一条长20华里的秀水河。76岁的老人苏茂群证言:“修我们村南的大坝和水闸,从吴家堡到曾家堡,曾家堡到孙吴30华里的大坝有4000多劳工,挑着土篮子担土修筑,河岸上都是劳工住的席棚子,席棚子里面铺着杂草或席子,有病根本就不给医治,饿死的、累死的人可多了,曾家堡村南河边旁,就埋了500多人,埋的时候一个挨着一个,总共4排。每天从劳工棚子里抬出来的劳工按着顺序埋,有的用席子卷着,有的干脆连席子都没有,就那么埋了。”据《孙吴县志》记载:日军集中1000余名中国劳工修筑逊别拉河大堤,每天劳动19个小时,当年死去600多人;修筑曾家堡(腰屯乡)西侧水闸,参加施工的被俘抗联官兵100多人,他们身上被烧红的铁器打上烙印,劳动强度大,比其他劳工更为悲惨,修完水闸后全部被秘密处死。同年,在孙吴北三架山,1200多劳工因修完秘密工程后被集体屠杀;从哈尔滨到孙吴的劳工700多人冻饿死亡。
  位于孙吴县城东六华里的逊别拉河大桥,是当时日军从孙吴通往黑河、孙吴通往胜山要塞等地的必经之处,桥长100多米,始建于1941年(伪康德八年)。在日军强迫劳工修筑逊别拉河桥的两年时间里,3000多劳工,因劳动强度大,饿死、病死、累死的有1000多人。据健在的劳工马永春老人证实:“在修逊别拉河大桥时,我亲自参加了,当时是支盒子,我在修筑中认识的两个人,一个叫徐凡太,一个叫刘金奎,两人都先后累死了,计划修3年,2年多就完工了,被抓来的3000多劳工,由于劳动强度大,每天要干14个小时的活,真是太苦了。完工时大约有900多人死掉了。关东军孙吴基地的军事设施就是在数万中国劳工的白骨上建成的。”
  日本侵略者“移民政策”的实施,无疑又增添了一条掠夺、强占、欺压当地人民的渠道。正如日本人在《北黑铁路线建设纪要》中所述“黑龙江沿岸各城镇,物资丰富……本线建设,不仅为加强沿线居民的福利,也在于日本不可分之满洲国国防上负有重要使命,从经济上开发黑龙江沿岸大量的矿产、林产,开垦沿线到处皆有的荒地。将来与苏联自由贸易时,其交通量之增大不难想象,而建设本线之使命之重大,亦可知矣”。这是日本侵略者绝妙的自供书,增进沿岸居民的福利是假,进行军事侵略,经济掠夺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其中森林资源,粮食是其掠夺的主要目标。当时中国东北拥有3000万公顷以上的耕地,农业人口占居民80%以上,举世闻名粮仓之一。但在日军的掠夺下,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以1931年为基数。1934年农业生产最低点是耕地面积下降到86.6%,大豆播种面积则下降到77.9%,农产品总产量下降到72.7%,大豆产量则下降到68.8%。
  土地同样是孙吴当地农民赖以生存的主要生产资料,是农户祖辈垦荒种植的。日本开拓民在关东军和伪满政府的庇护支持下,借口所谓“危险地区”和“维持社会治安”的需要,或以国有地、公有地、地主不明土地等名义进行强占;或以移民、并村、整理土地等手段进行没收。有时名义上是出钱买,但出价还不足当时地价的1/10,甚至还有在支付地款时就预扣三年的国税,实际上等于无偿占有,硬从农民手中掠夺去上好耕地1000余垧,日军营房占地达15 000余亩。当时兴北乡100多户菜农的200多垧好地几乎全部被抢占。“开拓团”看中哪块地好就要哪块地。大桦树林子被抢去了300多垧土地,仅臧来庆家就被抢去120垧地。小桦树林子全屯种的300多垧差不多全被占去。小河西屯除四家农户土地幸免外,剩余200多垧地全被占去。然而,开拓民所占的地并不全种,好的种,差一些的宁可荒废。比如,大桦树林子屯被抢占去的300多垧地,只挑最好的地种30多垧,其余的全被荒废。
  “开拓团”在孙吴不仅从农民手中夺去土地,而且还强占民房,逼得农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开拓团”在曾家堡等村屯霸占民房210间,赶走农民约90户,使310人无家可归。西兴村和铁道北被赶走20余户农民,其中10余户自己有车有马的搬迁到西南屯和西地营子重建家园。没有车马的,有的弃农投工出卖劳力,有的投靠无门,流浪街头。前、后协振屯的建屯历史是孙吴人民遭难的见证。1942年春,伪政府下令小河西的住户,限期3个月搬出,还没到期,就将屯中心的20余户农民强行赶走,房屋抢占。没车马的各奔他乡,自谋生路;有车马的5户40多口人,含泪弃舍搬迁到荒无人烟的腰屯乡北山南坡,就地砍杆,打些羊草,撮起“撮罗子”,挖“地窨子”,几家挤在一起,从此这里叫协振后屯。小桦树林子屯原有30户人家,“开拓团”先借住房,后强行没收,全屯被赶走的26户搬迁到腰屯北山重建家园,由此叫协振前屯。
  日本“开拓团”对中国人经常打骂欺压。小桦树林子吴小奎是侥幸没被赶走的4户之一,经常受日本开拓民的欺辱,不敢出门。吴小奎的孩子因掐了“开拓团”地里的一根葱叶,吴小奎就挨了3个日本开拓民的毒打,而且孩子也没放过。傅锁山家的小猪跑到“开拓团”的园子里,傅锁山被日本“开拓团”打得倒在地上,全家人敢怒不敢言,还得笑脸赔不是。
  对森林资源的掠夺 日军在孙吴除了掠夺土地和房屋外,还掠夺了大量的森林资源。孙吴县地处寒温带的小兴安岭北麓,黑龙江右岸。地势沿小兴安岭山脉,南高北低,西高东低,由西南向东北逐渐倾斜。在本县的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低山沟谷丘陵漫岗地带,地势比较平缓,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昼夜温差大这些有利条件,很适于森林的生长。1932年以前,这里人迹罕至,野兽出没,古木参天,到处生长着寒温带代表树红松、落叶松、樟子松、彬松、臭松、白松等针叶树和耐旱的蒙古柞、椴树、榆树,喜湿润的首推白桦、水曲柳及喜阳光的山杨、柞树、黄波罗等。林相齐正的针阔叶混交林和阔叶林,覆盖面积和蓄积量居黑河地区北部的首位,素有原始林海之称。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由于日伪反动统治时期滥伐的结果,针叶林几乎绝迹,上好的阔叶林也多遭砍伐。抗战胜利后,放眼俯瞰,形成很大“窝集”的优质树海已寥寥无几。而今只有在较为偏僻的红皮营子和群山林场等个别小区域的林带上,还能看出一丝原始风貌。
  日本在“为了国防上的重要……开发黑龙江沿岸的矿藏森林资源”的幌子掩盖下,决定修建北黑铁路,来掠夺北黑铁路中部地区丰富的森林资源,以缓解木材资源的匮乏。
  1934年,日本侵略者修建北黑铁路的辰清——黑河段,计166公里,铺轨所用枕木和架设通讯线路的电柱,全部就地采伐,取自于孙吴县境内辰清林场区域的优质林木,共用去枕木近34万根,电信杆4000根,以及为修建沿线桥梁所需的木材若干。为了加快修建北黑铁路,不得降低了质量标准,清溪河、三站河、第十一、第十二辰清河桥,是用木桥梁代替钢桥梁赶制的。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大量兵力屯驻孙吴,“关特演”前后,关东军达10万人。一切为了侵略战争的需要,大肆掠夺孙吴县宝贵的森林资源,其用途为日本修建北黑铁路孙吴地段及修建兵营和兵工厂,修建地下仓库和工事,修筑军用公路,满足孙吴当地日本军民的生活所需,全是就地获取的优质木材。至日本投降时的13年间,其掠夺的森林资源难以数计,仅清溪一地就采伐原木119000立方米。这些优质木材,除保证驻孙吴的日军军用外,其余的均用火车向南运走。为了掠夺红皮营子的优质木材,日本关东军在清溪乡清溪村成立川本商会木材场。每年冬天每日约投入470付马套子集材,用近千人的廉价劳动力,往返近60华里,把木材集到清溪木材场,日集约160立方米,年生产木材约9000立方米,一年共采伐木材约119000立方米。“关特演“前后,为了保证驻孙吴的10万关东军冬季取暖和炊事烧柴,川本商会于1932年开始建立木柈子场,每个柈子需消耗原木1.75立方米,每年生产木柈子2000个,13年共消耗原木45000万立方米。其中红皮营子1处作业面积就达55平方公里。川本商会还在打木柈子区内建立30个炭窑烧木炭,每天出木炭1800斤,每年烧炭实际为120天,年烧木炭约1100吨,13年中共消耗中龄柞、桦木近6万立方米。仅上述三项共掠夺木材22.12万立方米。
  日本侵略者为保证对森林资源的掠夺,设立了一支20余人的森林警察队。日本侵略者出于帝国主义本性,对森林资源完全是野蛮掠夺式采伐,使孙吴县森林覆盖率下降,出现了荒山、荒地、水土流失。掠夺式开采具体表现为:伐根高、不清林、只采不造。由于掠夺式采伐,又烧掉大量的中龄林木,当地老百姓形容为“剃光头”、“拔大毛”,森林资源破坏非常严重。
  分布在孙吴县街里和红皮营子与茅兰顶林场的这些森林警察,不是防火和防止破坏森林,而是对付我在深山老林里打游击的抗联队伍,防止有人偷盗其木材和监督劳工干活。这种掠夺性开采遗害无穷。直到今天,孙吴虽处在林区,但却缺乏上好的木材,这对县域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影响很大。
  对矿产及其它行业的掠夺 自1934年始,日本人成立了采金株式会社,控制黄金生产和销售,先后在哈达彦、四季屯、大桦树林子、小河西、小四站、清溪、卧牛河等地大量开采,每年仅沿江地区采金工人曾达千余人。日本侵略者为配合军事基地建设, 1939年和1943年,孙吴南、北电厂先后竣工,孙吴和黑河等地全部由孙吴电厂供电。随着交通、电力和军事工业的发展和劳工、开拓民的大量涌入,殖民地商业也发展起来,1941年,孙吴街内私营商店达200余家。私营手工业迅速兴起,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全县共有铁木、服装、皮革、鞋帽、钟刻等11个行业78家作坊,从业人员271人,拥有资金191 700元(伪币),年产值599 900元。这些作坊多为4至8人,最大的是周新所设大兴鞋帽厂,雇工26人,有资金1万元,年产鞋帽5000双(顶),产值5万元。但这些行业的大部优质产品都得优先提供给日本人所需,主要行业都得看日本人的眼色行事,有的行业慢慢被日本人兼并,有的个体老板与日本特务有勾结,本地的个体民营经济处于被排挤状态。日军几乎垄断了孙吴所有的工商业,廉价的日本工商业品充斥市场,对人民生活必须品实行“配给”,中国公民不准吃细粮,农户打下的小麦,依地折合产量,由村里保甲组织监督,晒干后先用水泥将装麦子的缸口封好,待充皇粮。畸形的社会发展,市面上看似繁荣,实则是日军被疯狂掠夺,孙吴人民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三)殖民主义奴化教育
  九一八事变前的两年,孙吴境内连遭洪水,沿江沿河村屯一片汪洋,学校停办(当时有霍尔漠津、四季屯、大桦树林子、三岔河、曾家堡、腰屯、吴家堡、哈达彦等私立国民小学。其中,有个别学校仍在开课)。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忙于军事侵略、武装镇压,策划建立伪政权的同时,为了消灭东北人民的民族意识与抗日斗争,使东北人民永远成为日本侵略者的“顺民”供其驱使、压榨与剥削,对东北原有的学校教育进行了疯狂地破坏与摧残。曾下令:所有的学校一律停办。1932年伪政权建立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狡猾地想用“文治”这一手段来笼络人心。凭借“傀儡国家型”的“王道乐土、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民族协和、建设道义世界”,先是沿用了一段民国教育制,遂立马变成让中国人民成为天皇奴隶的“皇民化教育”。于是对中、小学校进行所谓的“整顿、恢复和发展”,对高等学校也由停办转为恢复。
  日本帝国主义对伪满的教育领域从未忽视,而且他们还发现,法西斯德国之所以能够迅速重新武装,苏联之所以能够抗击德国的强大进攻,归根结底全都是“经过相当年月默默经营实践”教育的结果。为此,至1934年12月颁布新的行政制度之后,伪黑河省“以沿边八县为一体环境,民情略同,依立国之精神及文教部‘遵照建国精神及访日诏书之旨趣,以促使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之关系及民族协和之精神,阐明东方道德…… 养成中良之国民’之大意”独自制定一套教育方针,其根本宗旨是实行奴化教育,孙吴境内各学校遵照执行。
  日本侵略者为推行殖民主义奴化教育,妄图在精神方面摧残人民,逐渐废除了民国时期的大部分教材,重新编写了教育课本,规定各学校必须使用日本文部省编印的课本。在课程设置上,日语被列为各学校的主课。其在高级小学的《国史教科书》中写道“满洲自肃慎至有清,有特殊之风俗礼教,与中国习俗不同,文质尚异,实有对峙独立根据。满洲以长城东北自成一区,建国之帮形成之然。”妄图先通过青少年教育造成这种舆论,进而毒害全民。1937年5月2日,伪满民生部颁布了“新学制”。民生部在《训会》里说:“新学制的任务是:‘为养成忠良国民,即以建国精神为基础,陶冶人格、涵养、德性。’”新学制的核心是:“1933年8月5日,日内阁《满洲国指导方针纲要》中所规定的‘劳作教育’和‘实业教育’也就是让人们‘只知劳动,不懂学问’。而劳动不为自己,是对内阁‘尽阁、奉仕’”。日本在伪满推行的基本教育方针是:培养丧失民族意识,“体得建国精神”,对傀儡政权怀有“国家观念”的“忠良国民”,即殖民地奴才。他们将县城高级小学改为国民优级学校;初级小学改为公立国民学校;乡村初级国民学校改为公立国民学舍;县立国民优级学校和国民学校设在一起(当时黑河有“国高”,孙吴未设),除校长外,增加一名日本人主事(即副校长)。
  伪满时期的课程设置,是根据其进行奴化教育的需要而定,国民学校设修身、国文、日语、算术、自然、作文、习字、图画、音乐、手工、体育等11科,每周总时数不超过28课时,国民优级学校除上述学科外,增加历史(满洲史)、地理家业科,每周总时数不超过36课时。1935年5月2日《回銮训民诏书》颁发以后,中小学教科书重新编纂,至同年12月编出22种39册。在国民优级学校国文课本中,有“靖国神社”、“仁德天皇”、“孝子政事”、“日本三景”、“良好之满洲国人”。日语教科书中有“ 国旗”、“国都”、《即位诏书》、《回銮训民诏书》、《建国宣言》”,要求学生娴熟背诵,并默写全文。伪满洲国文教部1936年1月14日通令各地,“小学课程标准统一,日本语得由初级小学校第一学年教授之。”后将国语改为满语(即汉语),将日语改为国语,作为各年级学生的必修课,修身改为灌输“日满一体”不可分的“国民道德”课。1937年孙吴境内共有小学7所,国民学舍6所,共12个班,学生478人,教师12名。
  1942年11月改革了课程内容,取消了历史、地理课,1943年6月选择增加了亲近日本,提倡日本精神之新教材,“王道”让位给“神道”,将“国民道德”课改为“建国精神”课,并增添“勤劳奉仕”一科。在各科教科书中充满着“忠孝仁爱”、“日满亲善”、“共存共荣”、“王道乐土”、“民族协和”等“忠君”、“亲日”的思想,以期养成“忠良国民”。强令师生必须虔诚地崇拜日本天皇和伪满皇帝,每天的朝会,全体师生高声歌唱日本国歌和伪满国歌,共同背诵《国民训》,并面向东南向日本“皇宫”(日本天皇)遥拜三鞠躬,再面向西南向伪满“帝岩”(伪满皇帝)遥拜三鞠躬。每周一的朝会,举行“(伪)国旗揭扬仪式”,校长捧读《回銮训民诏书》(后改为捧读《国民尊定诏书》),继而训话,对学生进行法西斯军国主义教育,灌输日本军人的武士道精神。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孙吴街里有小学3所:日本寻常高级小学(建于1937年,对日本学生进行特殊教育,1945年8月日本败退,学校解散)、朝鲜小学(建于1940年)、东光国民学校(原孙吴县天庆街公立国民学校,今二中地址。后改名为孙吴县立国民优级学校。共12个班,学生750人,教职工17人)。孙吴县农村共有小学16所,21个教学班,分2组复式和3组、4组多式不等,学生489人,教员21人。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作战,城乡小学停课。
  日本帝国主义不只是通过初级教育奴化中国人,而且他们还通过“满映馆、靖国神社、协和会”等进行思想宣传,为日本侵略战争效劳。
  伪满时期孙吴境内有3个满映馆(电影院),由日本人开办,放映日本影片,同时也放映伪满洲国内流行影片,对中国居民开放。日本帝国主义一向把电影看成执行“官办文化”,向伪满洲国统治下的中国人民灌输日本文化的工具。1937年,伪满政府成立“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简称满映)。在3座电影院中以放映日语原版为主的电影院和一二三师团司令部内的军中影院。放映的影片大致有3类,一是所谓的“启民电影”,鼓吹“日满一体”,制造满洲繁荣的假象;二是“时事电影”,就是新闻纪录片;三是“娱民电影”,主要是故事片、文艺片,有黄色猥亵内容的,也有宣扬为建立“新满洲”立下功绩的人物,鼓吹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满映对自己做如下解释:“满洲映画协会,是满洲国的国策会社,根据日满一德一心的正义,本着东亚和平理想的真精神,在平常无事的时候,对于满洲国精神建国有重大的责任,对于日本与中国等国家,应当将满洲国的实在情形,充分介绍,使他们充分的认识,而且对于其他满洲国内一般文化提供献资料。到了一旦有事的时候,他的责任更大了,就是与日本腌臜一气,借着电影这种东西,实行对内对外的思想战,宣传战!”
  日本原有叫做招魂社的神庙,到了明治12年改名为“靖国神社”,专门供奉、祭祀阵亡将士。“靖国”是“镇护国家”之意,“神”指的是“神道”,即“神之道”。公元538年佛教传入日本后,日本兴起了神道意识,神道受到佛教、道教和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其独特之处在于没有教主,没有经典,没有教义。它有四个基本精神:敬神、敬祖先、爱国、尊重皇室。100多年来,日本对外进行的多次侵略战争中死亡的官兵名单,都在靖国神社祭祀、供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者更把“靖国神社”变成鼓吹侵略战争有功,为死亡战犯招魂的场所。
  1942年入侵孙吴的关东军和伪满孙吴公署在孙吴县北部建制了“靖国神社”,该“神社”有正殿和东西厢房,在一米多高的青石基座上是木结构的建筑,典型的日本风格式样,大殿有100多平方米,内供“天照大神”以及摆放着日军死亡者用白布包着的骨灰盒,每年12月8日,关东军为给太平洋战争中死亡的日本官兵招魂,召集孙吴县城的日本军民、伪满官员、学校学生参加祭祀活动。同时,每月8日定为“诏书奉戴日”,这天上午学校学生身着统一的操衣,列队到神社参加所谓的“大东亚圣战完遂”祈祷会,先是由日本官员训话,然后由身穿绣金大袍、头戴高冠、腰系白带的僧人手挥用白纸条扎的招魂幡,口念日本语的祷文(似中国的和尚诵经),日本军民和中国人分立院中,全体人员双手垂下,面对大殿,低头默祷,肃静恭听。祈文毕,中国人要背诵“国民训”五条,其中一条说是:“国民须念建国渊源于惟神之道,致崇敬于天照大神,尽忠诚于皇帝陛下”。祈祷会结束时,发给每人一红一白两个糯米面做的豆馅小饼。以后,经常有被抗日武装打死的日军骨灰盒送到神社的时候,即要召集青少年听宣读日本军国主义的“德政”和日本军人的“功绩”,对中国人民和青少年灌输神道和武力的精神毒素。从此,“惟神之道”就成了摧残中国人民意识的荒唐说教。
  孙吴“协和会”成立于1938年,设本部,长官由县长和副县长兼任。“协和会”是日本殖民统治者在伪满洲国内推行“建国精神”思想、教化的政治实践组织。是伪满政府的“政府之母”。在孙吴街内有4个分会,有会员300多人,大都是伪满职员和伪村长。“协和青年团”组织孙吴当时的两所小学师生出黑板报、演出、演讲、远足等活动,灌输日本大和民族文化。孙吴“协和义勇奉公队”成立于1943年,是由孙吴街内25岁的青壮年组成,其成员也叫做“特设安抚员”,其队也称为“文化思想别动队”。这支别动队配合各种文化机构随时出击,从割裂中国文化入手,为伪满政权合法化击鼓惑众。教官王连灯、王锡负责军事训练科目,为培养“第三代国民兵”效劳。
  日本殖民统治者积极利用官办文化企图使中国人民从精神上完全成为“皇道顺民”。同时,利用公开设立鸦片馆、妓院、赌博场来腐蚀、毒害、麻醉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使其沉迷之中,忘掉国耻之恨,实现其民族同化政策以便于他们的殖民统治。
  大烟馆基本上是供有钱有势与日本人有关系的或二把头、伪警察、土匪等光顾。1933年,日本关东厅公布了“鸦片专卖法”,成立了鸦片专卖公署,使鸦片的种植、经营、吸食都合法化。不少农民停种大豆、高梁、小麦,改种罂粟,使孙吴慢慢变成毒化世界。鸦片专卖法公布之后的两年,东北地区年均生产鸦片500余吨。日本人推销毒品的手段多种多样,在孙吴城乡到处开设烟馆,不管是谁只要到警察署申请登记领到许可证,就可以凭证每天领取鸦片烟2至3份。而私人开设的烟馆里备有烟灯烟枪,吸食者整天吞云吐雾,许多人由此倾家荡产,严重摧残了身体。据93岁的米回回讲,那时要凭烟票进烟馆,预定不上烟票的,要到黑市上购买。一个大烟泡在烟馆里卖3角钱,若在街面黑市上买一个烟泡则要3元钱。
  每当夜幕降临,孙吴县城街头巷尾许多浓妆艳抹的妓女招睐客人。伪满时孙吴各类妓院多达134家,其中还有供关东军玩乐的慰安所和朝鲜妓院,明妓暗娼充斥社会,成为日本侵略者与政治、军事、经济统治同时采用的残害中国人民的罪恶手段。日军在中国、朝鲜、东南亚等所践踏的地方,不仅疯狂施暴于女性,又在本土、朝鲜和中国大量骗招抓捕妇女作慰安妇,设置慰安所。日本军方建立“慰安”机构的动机是为了更多秘密地征用女人做慰安妇,从精神和肉体上安慰官兵树立必胜的信心,占有中国女人,便能滋长占有中国的雄心。日军溃败时大批慰安妇被遗弃,不少人被命令服氰化钾自杀。在菲律宾战场,在缅甸、台湾,在南洋群岛,在东南亚的原始森林中,有家难回的慰安妇过着非人的生活,直到葬身他乡。能够苟活的女性,也在风烛残年的心中深深埋下仇恨和怨痛。当时南北孙吴有四个士兵慰安所和一个高级军官慰安所,有50余名来自朝鲜、日本、中国的女性强迫为其服务。
  孙吴作为日本关东军“北部正面”的中心要地,曾先后有第四军第一师团的上村干男、服部晓太郎和一二三师团的北泽贞治三位中将在此坐镇指挥。由于在“北部正面”驻军的日军将帅经常召集会议,这些军官的军人会馆就开始筹建了,军人会馆与当时孙吴城内的另外四个慰安所不同,这里是日本关东军设置的专门供日本将校级军官服务的场所。这里始终保持有20名女性在此为将校级军官提供性服务。据伪满时期孙吴当地居民回忆,慰安所的玻璃窗上有的贴着透明的花纸,有的是磨沙玻璃。北孙吴军人会馆的一楼设有食堂、餐厅、酒吧,兼做舞厅的电影厅,放映日语原版影片,浴池、健身房一应俱全。二楼走廊一侧是20个房间,里面吊着厚重的丝绒窗帘,地上是地毯,宽大的双人床、衣柜、壁橱、梳妆台、沙发、茶几,每个房间都住有一个年轻的慰安妇,貌美、温柔、会歌舞弹唱。她们每一次的梳妆打扮都是为了迎接从孙吴、黑河、北安等主要阵地来的寻求淫乐的高级军官。在一份来自日本民间反战组织的地图资料上,明显标出孙吴境内由日军设立的一个军人会馆和4个慰安所的位置,并详细记述了有50名慰安妇为当时孙吴上万名关东军军官和士兵服务的情况。
  这个军人会馆二层楼西面第四个房间是一位叫文明金的朝鲜女人居住过的房间。她是在18岁那年,在集市上被一个50岁左右的男人以帮助找到“好工作”为名骗了出来,通过多次转手,将她从朝鲜庆尚道带到孙吴。当时同文明金一道被骗来的另外7名朝鲜未婚少女,大的20岁,小的年仅16岁。她们到这个军人会馆的第一天便遭受了厄运。据文明金回忆,一位中等身材50多岁的日本军官走进了她的房间,他腰挂战刀,一脸恐怖,在他的威逼和胁迫下,文明金由一名花季少女沦为日本关东军的一名慰安妇。另几位南朝鲜女孩与文明金的遭遇也完全相同。第二天,她们在军人会馆院内的草坪上抱头痛哭。她们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这里离自己的家乡有多远,怎样才能回到自己的家中,家里的亲人找不到她们会怎样着急,哪里会想到她们远在异国他乡竟在遭受身心欺侮和蹂躏。她们中有两个女孩逃跑过一次,但被抓回来后,打得死去活来。除此之外,那些专门看管她们的日本兵,不是要把她们扔到狼狗圈里和狼狗同睡,就是要把她们送到“士兵服务队”(指另外4个慰安所),并使用各种殴打和恐吓手段让她们屈从。她们在没有任何办法的情况下开始过着暗无天日的“慰安妇”生活。她们每天都要接待那些日本军官,凡遇到这里召开会议的日子,她们每人一天要“接待”十几次,稍有不从便会遭到打骂。她们不仅肉体受到摧残和蹂躏,而且她们的人生也遭到无情的践踏。1945年日本侵略军投降后,她们才结束了屈辱的慰安妇生活。
  残酷的战争给这些无辜的“慰安妇”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日本侵略军吞噬了她们如花般的青春,铸成了她们一生的不幸。她们这段慰安妇的生活遭遇就如同“军人会馆”这栋楼房一样,是日本侵略者兽行的一隅再现,作为铁铮铮的事实,向世人控拆着日本关东军惨无人道的罪行。
  宝局,即伪满孙吴所设的官办赌场,俗称宝局号,以“押宝”,推“牌九”为主,昼夜开赌,门庭若市,当地及周边地域许多人因赌博而卖子典妻,家破人亡。
  酒保。驻孙吴的关东军各独立和分驻的大队以上的营区内或营区附近都设置了为官兵提供购买日常生活用品烟、酒、糖、茶、罐头、饼干等的小卖店和兼做娱乐的场所。酒保的建筑外观和室内格局都具有典型的日本建筑风格。内部布局基本分为售货区和放映室两部分。酒保所销售的商品基本都是日本国内生产的香烟、糖、酒、毛巾、牙膏、肥皂、信纸等日用品。酒保放映的影片大多都是宣扬“军国主义武士道”精神和鼓吹“圣战”功绩的所谓鼓舞士气题材的影片。孙吴现保留的酒保有两处,一处位于三里丁村,另一处位于曾家堡村,属关东军7590部队,至今保留完好。
  “忠灵塔”。关东军在孙吴建有3处“忠灵塔”(也称“忠魂碑”),以此彰显日本帝国军人效忠天皇的“武士道”精神,同时也是悼念那些亡灵的标志性建筑。位于孙吴至逊河大路北侧附近的“忠灵塔”高2米,塔形为三级阶梯式。第二个塔建于铁路小四站附近,是关东军为悼念日本铁路员工而建。第三个塔建于“胜山要塞”核心阵地旁边,名为战争期间日本将士祝福自身宝贵的生命之地,实为日军屠杀太多的劳工,内心深感愧疚,防其“心寒”祈祷“消灾”而立。
  孙吴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统治,他们为达到禁锢青少年思想,麻痹人们灵魂的目的,开始了对孙吴学生进行“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的奴化教育和反共产党的宣传。伪孙吴县公署教育机构秉承其日本主子的旨意,驻有日本顾问、辅佐官等,总揽大权,为在沦陷区执行奴化教育出谋划策,日伪政府强令普及全县的“一体切实遵行”八条“训育方针”的宗旨,就是要把中国国民和学生教育成供日军驱使的奴隶。日军通过多种渠道,推行“汉人日化”教育,妄图使我国青少年淡忘母语,一味歌颂日本的“王道乐土”,除了对在校学生推行奴化教育外,对孙吴县广大人民也用尽欺骗麻木、腐蚀奴化的手段。他们培养了一大批汉奸,拉拢收买上层知识分子,极力浊化人们的思想。吸毒、嫖娼、聚赌等奢侈糜烂的生活充斥社会。日本地痞、流氓、恶霸比比皆是,街头巷尾到处都是亲日、色情歌曲《何日君再来》、《盼君早日返家园》、《忘记了当初那段美姻缘》、《阳春小调》等不绝于耳。为进一步控制和束缚孙吴人民的思想和言行,还推行“自肃自励运动”,规定每月的1日和15日为“自肃自励运动日”,是日,各界民众一律停止宴会、停止饮酒,如遇婚丧嫁娶,也不得置备宴席。还规定日伪政府各机关及新民会,每月最后一周为“职员反共自肃运动周”,此周内,各机关办公室要悬挂“反共自肃”的标语口号,机关长官要对其属员进行训话、告诫、考察,凡“遇有言行不谨,应切实纠正”。工作人员每天要穿上“制服”,列队聆听日本特务机关长的“莅临指导”和伪市长的“精神讲话”等,为达到全面奴化的目的,他们在全县街道、建筑物上悬挂布幕,宣传“剿灭共匪”、“完成大东亚战争”、“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等反共、亲日思想。他们强令商店使用的包装纸、报纸杂志的封面,戏剧院戏单、票证、年画上,都须印刷“中日亲善”、“满洲乐土”等字样,以此来麻痹孙吴人民,企图以此最终灭亡中国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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