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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孙吴历史》之日本侵略者在孙吴所犯罪行(二)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2-4-12
 

    二、惨无人道的细菌、毒气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侵略中国时犯下了许多滔天罪行,其中尤其重大之罪恶就是在进行常规战争的同时,日军无视国际禁令和世界舆论的遣责秘密研用生化武器残害中国人民。日本法西斯主义是使用生化武器次数最频繁、实效面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在长达8年的侵华战争中,日本的生化武器战贯穿于战争的全过程,日军人为地制造致命的、恐怖性的流行疾病,毫无人性的杀害无辜的百姓,毁灭性破坏大自然生态环境,其罪恶之深同德国法西斯的种族灭绝政策如出一辙,是人类文明史上不可抹杀的一页,其罪行是不可饶恕的。
  1932年秋,日本关东军沿龙逊官道入侵孙吴,在“北边镇护”国策的昭导下,疯狂扩军。1941年7月,日本关东军第四军司令部迁至孙吴,同年9月伪满日军“731”部队孙吴“673”细菌支队建立,并步入常规性试验阶段。日军的细菌部队最臭名昭著最残忍的就是完全用活人做细菌试验的材料,来杀害被俘的抗联战士、八路军指战员、劳工及抗日反满嫌疑分子。从1940年4月至1945年8月,不到6年的时间里,“673”支队通过各种细菌试验直接致死者达278人(无从考证的则没有计算在内),间接死亡64人。
  (一)“673”支队的组建和实战试验
  1935年,日军参谋部和陆军省根据天皇敕令,正式组建了两个用来准备和进行细菌战的秘密部队,一个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一个是关东军兽疫预防部。时有2000人,八个分部。1940年12月2日,日本天皇裕仁又发布敕令,要求在进攻苏联的各个战略要地建立细菌战基地,创建“731”本部及各个支队,扩大细菌武器的生产。紧接着,在由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签署的《关于建立和分布石井部队四个支部的命令》中说:“在石井部队下,分设有许多由日本关东军各部队和各兵团指挥的支部,它的任务是准备在战争中,实际使用该部队的细菌武器。”日本参谋本部对建队的时间、驻地以及配置人数都提出要求,规定每个支队名额为300人,雇员人数不得超过各队全员的30%,日本陆军医院和“731”部队定额抽出医生、专家和士官派往各地支队工作。
  日军为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实现“大东亚共荣”,开疆扩土、入侵苏联远东地区和外蒙的目的,于1938年开始改建扩编防疫给水部,同年6月,细菌部队特别军事区划定在哈尔滨市平房附近。1940年,被称为加茂部队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曾一时称呼为“东乡部队”。以3000人之众进驻平房,建立了一支在世界战争史上规模庞大的特种部队,为掩人耳目,该部队总称为“满洲731部队”。其下设有牡丹江支队为“643”部队,林口支队为“162”部队,海拉尔支队为“543”部队,孙吴支队即“673”部队。
  在孙吴县城西,有一条叫做西牡丹江的小河从南山坳淌出,湍急的细流绕过一道岗弯,略宽一些的水面就舒展开了许多。
  侵华日军进驻孙吴后,沿逊别拉河两岸开始了军事工程的庞大规划。当勘测到这块台地的时候,五花草塘中有一种花草,花开的格外耀眼,形如铃铛,叶片浅蓝,侵略者就将此花命名为“铃兰花”,将此地命名为“铃兰台”。噬人恶魔们特别青睐这块宝地,“673”细菌实验基地就选在了“铃兰台”(今孙吴县西兴乡兴建村西山自然屯)。
  关东军“731”本部选择孙吴建立细菌之队,其原因是:一是孙吴人口稀少,地势优越,其地依山傍水,山林茂密,驻扎区域内无沼泽,没有大块岩石之类的自然障碍,孙吴四周有重兵把守,并筑有大量的军用设施,仓库、碉堡、暗道交织纵横,拥有建队优势,对外显得更加高深莫测。二是驻扎地靠近铁路,又距县城很近,便于战略据点间的网络联系。且有仿若奥斯维辛集中营式管理的数万劳工,制造细菌所需的人力、设备、实验对象,都能给以充足的供应。三是孙吴当时被划为“国境线”,创建细菌试验基地容易保守机密,这里距中苏边境只有百余里,筑有被日本关东军称为“东方马其诺”防线,即东北边境地带,东起吉林珲春,西至内蒙古海拉尔长达1700公里14处要塞群之一的“胜山要塞”。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年,关东军即拟定了侵略矛头直指前苏联的《对苏攻势作战计划》,其基本内容是锁定在苏联远东滨海地区,首先从东部正面突破,得手后,再向贝加尔湖进军。直到1944年9月关东军奉命停止对苏攻势作战准备为止(因日军在太平洋战事连连失利),始终未变。故日军所研制的细菌武器用到实战上去极为便利,且有进攻苏联并扼制其南下和用来向英美进行讨价还价的战略地位。四是对于细菌战的主要武器,鼠疫的研究,这里有适宜的土地和资源,且鼠类众多,有黑线鼠、花色鼠、白鼠、黑鼠、灰色鼠、小眼鼠、大眼鼠,有野鼠、也有家鼠,还有瞎半鼠和水老鼠等,以致在细菌武器的研制正式出成果之前,用活人做试验都很方便,有抓来的劳工,有被俘的八路军指战员、抗日反满人士,也有异国俄罗斯人、蒙古人、朝鲜人等。五是有试验基础。在“673”支队之前,孙吴境内就有一个早在1938年动工修建的细菌试验基地,对外番号是2645部队,驻扎在县城东郊一带,有化验室和制药厂等配套设施,并有房屋15间,养鼠室10间,饲养动物有:灰鼠、小白鼠300只,兔子40多只,以及麻雀、江豚等。负责化验室的有5名工作人员。这里有两个大型水泥养鼠池和三个生物制品地下储存井,这一基地后来就是“673”支队的一个辅佐,其主要任务就是大量制造鼠疫,同“673”一起源源不断地向“731”本部提供所制病菌种类及样品,并抽取动物和广大劳工的血。他们以检查身体为名,从这里的3000多名劳工中获取大量的血清,用以研制防疫菌苗,并与“673”串通一气,将有病的劳工秘密押送给“673,进行各种细菌培养观察试验的活体解剖。
  基于以上诸因素,日本关东军加速“673”支队的实施计划。从1940年4月开始,日军调来大量劳工日夜抢修,仅用8个月时间,于当年12月完工。建有青灰砖房屋300余间,有15间用做饲养试验用的动物,其余为支队官员办公室、化验室、训练室、守备部队营房及食堂、仓库、汽车间、锅炉房等。并有环山公路、电力电讯、自来水管线等设施。“673”驻地东侧的西牡丹江河的两侧堤岸,筑有2米高的大坝,铁丝网密布,基地的西侧筑有军事重仓十八处,当地百姓后来一直把此地叫“十八仓库”。基地四周有多处卫兵把守,尽管是“673”支队的人员也不准随便出入,行踪极为诡秘,真可谓与世隔绝的人间鬼域。
  “673”支队的生活区和水源井。孙吴细菌支队军用地东南角有四个水泥槽,这就是细菌部队的解剖消毒室。这四个槽呈南北向,其中东槽宽1.35米,西槽宽2.7米,余下两槽均为0.75米。与大槽结构相同,间隔80厘米,在四槽周围散乱堆积有残砖,水泥板片,残瓷片,烧凝的玻璃和许多两厘米厚其上贴有白色涂料的水泥板残片,两个大槽都留有手术台的痕迹。小槽为消毒池,各种解剖的污血、污水最后可倒进消毒池。生活区位于军用地东北约500米处,由南向北排列七栋东西向的青砖房,每栋房间隔20米,其中南四栋房水泥抹面,为“673”细菌部队家属房,北面3栋房为守备队营房。正南方向的四栋房是军官和士兵宿舍。“673”部队的水源地,位于今日的西兴乡西地营子村,逊别拉河坝南100米处,现今日军供水设施仅存一口水井和南面废弃的小屋。这口井就是当年整个细菌试验基地和家属区的饮用水源。井台呈圆柱形,高50厘米,直径为6.6米,水泥砌筑。井口方形,建在井台南端,四周砌有水泥抹面的围墙,长宽均为1.05米,井体圆柱形,井壁也为水泥面,井口距水面高度为3.55米,水深2至3米,井水来源于地下水,水质甘甜清澈。水泵设在离水井5米远的房屋中,通过地下管道供应用水,旁边废弃的小屋是看守士兵的住地。
  “673”支队初建时,其人员都来自哈尔滨“731”总部,首任队长是佐佐木大佐。1942年初,由哈尔滨“731”总部派西俊英中佐来接任,并同时兼任哈尔滨本部的训练部长。孙吴“673”支队初始人员有30多人,1941年增至80多人,至1945年日本投降前已达120多人。按照支队的业务和职务,分为军官、药剂师、卫生军官、技术军官、教官、下士军官、士兵、卫生兵、教务文职人员和武装警卫等。管理人员中,金泽少尉负责培训学员,每年培训两批,两年中训练细菌研制人员50多名。管理劳工的叫“金子”,管理电源、水泵的叫“一条”,管理锅炉房的叫“大熊”,管理汽车库的叫“多井”。和“731”本部一样,“673”支队的主要任务是培育和繁殖散布细菌用的寄生虫,其大量生产鼠疫、霍乱病菌,用动物人体双重试验,最终研制细菌武器用于实战。
  在细菌武器研究上,不知日军何时看准了老鼠和跳蚤这一连带关系的两个物种。伪满时期,关东军“673”支队强迫群众交老鼠,责令学生停课捕捉老鼠,人们背后议论着:“日本人要这么多老鼠干什么”?然而,在“673”部队的15间鼠舍的地下,都建有贮存饲料的地窑,和供试验用的额定收养的1000多只老鼠,还有10多只黄色老鼠,俗名“大眼贼”,是属于松鼠科田鼠类的原宗。另有兔子50只,羊3只。
  当真相大白之后,人们称日本关东军细菌部队为“老鼠部队”。在侵略者看来老鼠的用途很广泛,既可以培殖用于传染鼠疫的跳蚤,还可以做细菌试验的材料,同时用它的血还可以培养细菌。因此“673”支队把培养鼠类当做一项重点工作来做。抗战胜利时,“673”支队的遗址还可以看到。曾在孙吴县委党校任职的离休干部孙书志回忆:1945年秋末,日本兵都跑了,我们几个孩子在西山玩,发现有一排烧焦的房框子,从东面门洞进入,不远处有堆积成山一样的老鼠笼子垛,西南一座大型房屋旁边是一方形洞口,上边盖着镶有把手的大约一平方米的铁板,掀开它,踏着十几个台阶下去,便是一条宽敞的走廊,走廊两侧各设5个房间,左侧的第一个房间里散放着几根木头橛子,其余房间都在工作案台上摆放着数不清的玻璃试管和圆形玻璃盘,盘的直径10厘米,两个为一组上下摆在一起。这显然是细菌研究室,当时我们几个小孩子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在孙吴县建设委员会做过房产工作的退休干部杨乐先曾目睹了这样一件事。新中国成立初,他偶然到“673”遗址,那时还有不少残垣断壁。在一处墙角阳光照到的地方,他发现有一团一团白色的球状的东西,似乎在蠕动,近前一看,真叫人反胃,原来是一只只肥大的虱子抱成一团。他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实际上在当年“673”部队临近的中国劳工棚中曾流传着“养虱子老头”的奇闻,大致是1940年的某一天,“673”细菌工厂建设工地的日本人来到劳工住处,挑选出10个年岁大一些体弱一点的老劳工,让他们背着自己的行李来到一座黑房子里,日本人对他们说:“你们年纪大大的,就在这里休息吧,不用干活了。但是你们每天要交上100个虱子,必须是大个儿的,这就是你们的工作。”一周以后,每天有穿白大衣的日本人来,分别在10个老头的开花棉袄和棉裤里捕捉火柴头大小的虱子,放进小铝盆里,对小个的虱子也不掐死,继续留在棉衣裤里养大。这样,日本人每天都要从这里带回上千只大虱子。当然,这都是秘密进行的,后来这十个“养虱子的老头”自然都被日军杀害了。再有,居住在孙吴县西兴乡西兴村的老农迟连升说,60多年前,在西兴村附近的原日军“673”细菌支队驻地的西山脚下,亲眼看到了掩埋的被害中国人的白骨一百多具。西兴村在伪满时叫“西窑地”,当时只有12岁的迟连升在窑地挖沙子、做苦工。1944年他15岁,赶上西南沟小河涨水,冲下来不少鱼,他抓了些到城里去卖。为了避开警察他绕道从小南山回家,走到山坡下通往细菌部队道路西边,看见有一群猪在一个大坑里拱什么,他走近一看吓了一跳,只见一大片白花花的人头骨,人骨架,足有100多具,这人骨不会是日本人的,也不会是中国人的坟。后来,同村的另一个老人孙国正也回忆伪满时他看见一个中国人趴在细菌部队的铁丝网上死去。迟连升的40多岁的儿子也回忆起解放后跟着大人去“673”遗址,在解剖池边看见过死人头骨。战后当地农民在西山脚下耕种,经常在犁耕过后发现白骨。
  1944年5月,日本陆军省命令关东军增加细菌武器的生产,以满足日军统帅部在太平洋地区大规模推行细菌战的需要。为特种部队增添了最完善的可供连续生产细菌的新设备,孙吴、海林、林口等支队也相应建立了大量培育细菌的生产系统。这样,一旦“731”本部的设施在战争中被摧毁,各支队可确保正常运转。日军的担心还是符合客观事实的,二战结束前,日军为消灭罪证,炸毁了“731”及各支队细菌基地大部设施,并将实验材料移交美军,后被用于朝鲜和越南战场,对战后西方细菌战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由此可见帝国主义野心狂的共同面目。
  “马路大”的特别输送和人体试验。1938年10月,日本速战速决战略破产,被迫停止战略进攻,1941年6月下旬苏德战争爆发后,关东军随即于同年7月初大规模启动了“关特演”行动,迅速将原来只有30余万人的关东军又增加16个师团(按当时一个师团平均3.5万人计算)总数扩编至73万,伺机而动。当德军受挫于莫斯科城下时,到1941年末,日军已基本放弃北进苏联的计划,加之美国对日本石油的禁运,日本为避免军事机器瘫痪(日本90%的石油需从美国进口),为夺取东南亚石油资源而最终决定“南进”太平洋。1942年9月6日和11月5日,日军大本营召开御前会议,正式决定进行南方作战,“决心对美、英、荷开战”,发动太平洋战争,妄想把战事搅乱,可谓背水一战,做最后的垂死挣扎。
  日军为迎合其最大限度地多杀人这一猖獗之心,已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了微生武器的实效上。显然日军的细菌专家们处心积虑地已从老鼠等动物、寄生虫和病菌这三者之间悟出了许多道理。制造生物武器用于实战的关键一步,就是他们突发奇想,认为用人体直接尝试各种细菌实验,则是靠细菌武器扭转败局的唯一赋有实效的捷径。关于用活人进行实验的情况,我们可以从远东军事法庭的公审材料中看到。孙吴细菌部队支队长西俊英中佐在供词中说:“1945年1月,‘731’部队的安达实验场,在我的参与下,由第二部部长碇中佐及该部的技师二木2人,对10名中国战俘进行传染坏疽病的试验。将中国战俘绑缚在间隔10至20公尺的木桩上,然后通过电流,将装有坏疽病的榴散弹引爆,结果10人全部被带细菌的碎片炸伤,同时染上了坏疽病,折腾了一周后痛苦的死去了。”他又看到石井部队拍的影片里面,有许多人被放在冰天雪地里,把赤裸的双臂展开听任寒风吹袭,实验者用棍棒敲打以确定是否已经冻僵。
  用活人做试验的确凿证据,就是日军的“特别输送”“马路大”。日军把细菌试验的受害者称作“实验的材料”,日语的发音“马路大”,意为“剥了皮的圆木”。中国人一旦被抓进日本宪兵队,就很有可能被送到细菌部队当做实验对象。凡是进了“673”监狱的“犯人”除了有各自代表性别的符号和一个编号外,一律统称为“马路大”,和旁边关在笼子里实验用的老鼠属一个档次,即日军不把你当人看,把人看作是木头,有任意砍削之意。日本著名作家村诚一在他的著作《魔鬼的乐园》中,道出了实验对象的又一个代名词“满洲猴”。在“731”部队的技师里,前金泽医大细菌学教研室的二木秀夫博士是核心人物。自1938年以来,他在拟定的课题中,关于探索“孙吴热”病原体的研究上,一直执刀宰杀“满洲猴”(对被抓来用做试验的东北当地人的称谓),干得相当利落。据悉,在“731”细菌部队和“673”细菌支队的监狱里,一旦你成为“马路大”被关,根本就没有活着出来的,其残忍手段与南京大屠杀同样骇人听闻。
  2000年,有关专家在黑龙江省档案馆首次发现并公布了“731”部队用活人进行细菌试验的原始文字材料——“特别输送档案”,是该部队败退时来不及销毁而意外留下的,是侵华日军进行人体试验的直接罪证,并清理发现300多件人体解剖用具。
  供实验用的“马路大”,是由驻满洲日本宪兵队和日本特务掌握的。向“731”部队移送“犯人”的工作,主要由哈尔滨宪兵队负责。为了保密,宪兵队正式文件里都使用着“特密办理”、“特殊移送”、“特别移送”等字样。在由苏军缴获的满洲日本档案中,发现有日本宪兵队本部正式公文,其中有在1939年负责按“特别移送”手续把犯人押送给石井部队的关东军宪兵司令城仓少将所签发的第224号命令,以及平野宪兵队的第1号作战命令等文件。
  平野宪兵队在接到宪兵队司令部的224号命令后,立刻下达了由部队长平野大尉签发的第1号作战命令。详细部署了这次任务,包括平野部队派出一部分人员实施第二批“特殊移送”。由稻邑曹长率宪兵24名和卫生军士1名,从长春出发,到达山海关后,听从锦州宪兵队长指挥。出发之前还特地在宪兵司令部领取了刑具,脚镣81具,手铐52具,捕绳40根,护送绳25根。另有在其宪兵队携带的手铐30具,护送绳40根。
  从上述作战命令看,“特别移送”准备是充分的,计划是周密的,戒备是森严的,行动是迅速的,目的是讳莫如深和别有用心的。
  1939年8月9日,一列客车和闷罐车混合编组的列车抵达山海关车站。早就等在那里的日本宪兵立即把挂在列车尾部的一节车厢包围起来。车厢里关押着90名中国被俘人员,这是一次为“731”本部及孙吴“673”支队运送活体试验者的非同寻常的大规模“特别移送”。从承德宪兵队、平野宪兵队和关东军宪兵教导队派出官兵,由锦州宪兵队担负主要任务。稻邑曹长在山海关与锦州宪兵队办好交接手续后,立即把这节车厢挂在山沈线的列车上。列车进了哈尔滨站,被押下的30名被俘人员被强行推上了早已等在站台上的“731”部队的特别囚车。其余60名仍锁在闷罐车里,沿着滨绥线,北黑线行驶,于8月30日零点到达孙吴站,随即将这60人关押在军管区的监狱内。日军肆无忌惮地在这些“马路大”身上做霍乱、斑疹、伤寒、鼠疫及冻伤前后的观察试验,同时进行了多种传染病菌的培植和传染力度的研究。日军为避免自己的士兵染上病毒,就从已经得了“孙吴热”等地方传染病,正在发高烧的病人身上抽取血液,进行培植免疫菌苗的试验和施放恶性传播病菌的制做。由此可见,不知有多少这样的“特别输送”,不知有多少中国人被当成细菌战和毒气战试验标本,不知有多少“马路大”惨死在那伙狰狞露骨操刀者的试验台上。
  1945年8月10日,世岛松夫的供词:“1939年7月,我在孙吴宪兵队任庶务计主任、军曹。据情报透露,有1名由苏联派遣的谍报员,男性,30岁,中国人,潜伏在曾家堡。分队长毛利幸三大尉命令板口三藏曹长等3名宪兵前去逮捕,我给他们准备了汽车,押回分队监禁时,我指挥宪兵看守。经过审讯将其定为‘特别移送’对象,上级批准后,分队长命令福田夫军曹带领宪兵将其送交北安宪兵队。再送往石井部队(指哈尔滨731总部,也是673支队的代名词。各地之间针对‘马路大’的或足或缺都是相互调配的),关于‘特别移送’的命令是我向福田夫军曹传达的。我还知道,1940年6月,北安宪兵队和田昌雄中佐命令孙吴分队逮捕了苏联谍报人员刘相征,中国人,审讯后,送往石井部队予以杀害”。世岛松夫还供认:1941年3月,北安宪兵队的宪兵在北黑线301次车上,检查发现赵殿清携带的是苏联颁发的居民证,和田昌雄中佐命令部下跟踪侦察。渥美清志少尉又令本部的奥田胜翻译官,带领两名宪补(中国人),从龙镇上车,先沿着北齐线跟踪,后又跟至通北车站,没有发现同伙,于是饭原金丝军曹将其逮捕,押回北安宪兵队本部审讯,然后送往石井部队杀害。
  日本关东军孙吴宪兵队多次执行“特别移送”的命令,将在黑河境内被抓捕的抗日爱国人士及其它人员移交到“731”细菌部队进行人体试验。
  日本关东军宪兵队和所属军政机构、翻译、工头等,利用蒙骗、抓捕等手段,如同强捕劳工与“军事管制”、“治安肃正”结合起来,源源不断地向细菌工厂输送实验“活体材料”,在特别输送的人员中以从战场抓捕的抗日军人和抗日嫌疑分子为主,是从关内“特殊输送”到哈尔滨“731”细菌部队总部或支队做试验的,等待他们的只有痛苦和死亡。
  今关喜太郎供认:“我曾在关东军宪兵司令部警备班任职。1939年10月到1940年1月,我先后三次将关东军宪兵司令官指示东安宪兵队等向石井部队输送5名抗日人员的命令,译成密码电报发出。1940年12月至1941年6月,孙吴宪兵队长提出拟将15名抗日人员送到石井部队的报告,我签署了“电报呈请事宜,准予执行”的意见,经司令官批准后,下达给上述部队。”
  战犯日野需供认:“1943年底,我在黑河省孙吴县特务股工作时,将两名中国爱国者送孙吴日本细菌研究所(即指731部队孙吴第673支队)作了细菌试验。”被确定为“特别输送”的犯人,在被送到细菌部队的途中,他们关在闷罐车里,戴着手铐脚镣,受尽身心与肉体的折磨。曾参加运送“木头”的原日本宪兵军官阴地茂一回忆说:“1943年,他参与押送了两名中国犯人,在押送过程中,两个人的双手都被铐上了,而且两个人的鞋子又都丢了,在押送时只光着脚走路,当时天很冷,阴地茂一还想,天这么冷,这两个人没鞋穿可怎么办,但负责押运的山口说:‘没关系,反正他们早晚都得死’”。
  日军细菌部队以活人做试验的另一有力事实,即“孙吴热”的由来。1939年8月,日军123师团大部去东北松花江(哈尔滨市下游40公里)进行渡河演习,之后回到中苏边境的孙吴驻地。同年9月12日,出现了20多名士兵以发热,蛋白尿出血为主症的病人,并有6人死亡。当时认为是一种原因不明的疾病,临床病名很难确定。遂暂按发病地名命名为“孙吴热”。
  在日本侵略军中,相继在虎林、二道岗、绥芬河等处发生了与“孙吴热”相同的疾病并有死亡。当地日军医院曾诊断为斑疹伤寒,急性出血性肾病,异型腥红热等病名,到1941年在100万侵华日军中就有1万人罹患此病,经查明仍为“孙吴热”同一类疾病。从而引起日本上层的特别注意,日本陆军少将军医伊次目雄撰文说:“由于各地相继发生并且死亡,中央对在满洲发生的不明疾病的研究也很注意,深感对此要有紧急的对策。”1942年12月9日,日本陆军军官学校卫生部首脑们对此病进行了研究,认为目前对本病尚未达到十分明确的领域,在对本病理确诊之前,可以对本病的主要症状命名。鉴于发生地域并以地名称呼本病不妥,虽然也提到了以“传染性出血性紫斑病”或“地方性紫斑病热”等命名。为确切起见,又鉴于属流行病范畴,则正式命名为“流行性出血热”。同时,制定了第989号文件,明确提出:“北满及东满发生的以发热、蛋白尿及出血性质为主症状的所称孙吴热、虎林热、地方性紫斑病热暂称的病名疾病,对此流行病定如下病名:流行性出血热。”
  至此,孙吴县成为我国流行性出血热最早的疫区之一。“731“细菌部队于1939年12月下旬在东京关东军军医官会议上和1940年3月陆军军医学研究会上做了专题报告。之后,在关东军的军医机关中先后发表了七篇有关该病的研究报告,最权威的研究是“731”部队长北野政次中将的研究。军医少将伊次目雄于1942年在日本军医团杂志上发表文章说:“加茂部队对此进行了解剖,阐明了特有的变化,将其血液对猿及豚鼠进行注射,获得病毒移植成功,其发烧、浮肿及出血症状传种九代。”从而引出加茂部队曾用猿及豚鼠进行了生物学发病试验。在日本的各种文献中有的说用猿,有的说用满洲猴,有的说用志愿者,有的直接道出用中国人做试验。请看下面一段文字。“731”细菌部队的北野政次于1942年在孙吴地区曾捕获40只黑线姬鼠,在鼠身上收集到耶氏历螨203只,将螨制成悬液注入黑线鼠体内,25日后将鼠杀死,用鼠的肝、脾、胃再制成乳状液,经病毒过滤后,将此乳状液注入猿身上,19日后引起发病,再把已发病的猿的血液注入另一猿体内,也引起同样的出血热。于是确定出此病是由病毒引发的。
  这里的猿到底是何物呢?我们可以肯定是人,只不过是日军对外掩人耳目而已,其理由:一是解放后在我国、我省均用猴及其同类对出血热进行了活体感染试验,实验证明,这类动物对出血热病毒不敏感,绝不能重复出北野政次拿猿做实验传染九代的结果。二是1938年日本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撰文《流行性出血热的新进展》中说:“日本学者四十年代在中国东北用人的志愿者试验,发现了从人到人传播的感染因子,1945年日本战败后,所有的资料和记录被遗弃。显然是用人来做试验的。而其中所谓志愿者,不可能是日本人,中国人也绝不可能去志愿做这种实验,实际是被日本人关押的中国爱国者和一些外国人。三是许多历史文献都充分证明:“731”及“673”细菌部队都曾用“马路大”做细菌实验。针对“孙吴热”、“731”本部曾先后三次派专题调研小组来孙吴。第一次是菌苗班长渡边带领,第二次由安东洪次博士牵头,第三次是北野政次挂帅。日军上层人员的陆续到来加重了被试验者所要遭受的各种苦难。1941年底,在北野主持的新组建的研究班中有一个代号为A的军医少佐,就是一个细菌研制方面的骨干人物,他在孙吴地区用注射器,采日本兵流行性出血热患者的血液,注射到两名中国劳工身上,几小时后,被置于实验台上的人的症状清晰地出现了,全身突然出现斑点……,请看A军医如是说:“我尽管做了试验,但也全部进行了治疗。”可见他们用人体进行的野蛮试验。
  冈本班中的一名细菌战犯回忆,在他们的“马路大”中有名妇女被传说是中国某抗日将领的夫人,她在监狱中生了个孩子,当她被送到解剖台前时,曾哀求到:“你们让我怎么都行,只要饶了我的孩子……”不管她如何哀求,这位二十四五岁的妇女还是和她的孩子一起被活生生地解剖了。
  通过这系列的人体试验,北野政次、岩田茂、渡边共同发表文章《斑疹伤寒预防接种的研究》,山内和木村发表《以肠内病原性兔血做凝聚素及补体结合物质之消长》一文,证明超声波制菌的极佳效果。石井命令山内在可能的情况下大量生产细菌疫苗。山内丰纪在供认材料中又写到:1940年9月,孙吴发生鼠疫(即出血热),石井四郎紧急要求大张旗鼓地防疫,由菌苗班制鼠疫菌苗,日夜不停地工作。后来因设备不足,于1940年12月,菌苗班全体人员包括山内和他研制的4台超声波制菌设备,由孙吴迁往大连。
  其实早在“731”本部乃至孙吴支队成立之前,细菌试验活动就已经在孙吴这个地方进行了。1933年初,关东军兽医部长渡边就指示关东军临时病马研究所着手研究细菌。这就是后来迁移到长春市孟家屯的关东军第100部队,部队长是细菌专家(兽医专家)若松次郎少将,集聚了日本陆军中的动物、植物、细菌、微生物、解剖学、化学、药物、农艺等方面的专家。这种负有特殊使命的部队总部设在长春,支队分别设在佳木斯、克山、大连等地,人员保持在600到800人左右。除了前面提到的“673”支队在北野政次直接指挥下,在孙吴用中国人进行“出血热”病理研究外,他们还采取出血和不出血的方法从染病程度不同的人体中取出肝、脾和肾脏的罪恶行径,并在该区域内,日军至少有两次大规模施用细菌的事实。据本地档案记载,1937年,日本兵强行给居住在浦拉口子的鄂伦春人注射“防疫药剂”,结果一次死亡50多人,占这个县鄂伦春人总数的1.8%。据日军细菌部队成员加地信证实,1941年“731”本部会同孙吴“673”支队在孙吴毗邻的德都县传播霍乱菌和炭疽菌,造成人畜大量死亡。七星泡村仅50余户,有30多人感染霍乱菌死亡,村长魏志清饲养的50头牛,死得仅剩下5头。
  由于日军不间断地无休止地生产细菌,如同“孙吴热”病菌泛滥肆虐一样,在其周边地区难免不发生泄漏和扩散。抗战胜利时,孙吴城郊鼠疫流行非常严重,有钱有势的人家可以得到及时医治,穷人家就不一样了,常看见荒野、路边、河边、泡泽等处扔着“死倒”。1947年又爆发了霍乱,人一但染上此病,则九死一生。
  大量史实证明,“731”部队不仅研制细菌武器,也在战场上使用了细菌武器。不仅在张鼓峰事件和诺门汉事件中使用,在中国的中部宁波、承德、金华等地大肆利用细菌武器残害人民。
  “孙吴热”的早期研究史,既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侵华史,也是充满了中国人民深重的血泪史,这页历史是一切善良和爱好和平的人们永远不能忘记的。
  (二)毒气弹
  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战场除了研制和使用细菌武器外,还使用大量的化学武器如毒气弹、毒气瓦斯罐、发烟筒等。战争结束后日军把大量的化学武器遗弃在中国领土上。孙吴境内就有大量日军遗弃的毒气弹,它给孙吴的无辜百姓们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这也是日本侵略者无法抵赖的铁证。
  1919年8月日本建立陆军科学研究所,内设军用化学研究机构,从此,不间断地进行使用毒气的兵器、弹药和所有毒剂的研究与生产。1932年——1933年首批推出17种型号的化学武器和弹药。1935年——1937年,日军为毒剂弹药补缺配套,研制出8种型号的化学武器弹药。在1936年间,制式化的毒剂已达9种之多,包括芥子气(德式、法式)、不冻芥子气、路易氏气、二苯氰胛、光气、溴化苄基、苯氯乙酮、氢氰酸等,其性能分为糜烂性、呕吐性、窒息性、催泪性、和血液中毒性。日本于1938年成立了临时毒气调查委员会,同时进行氯气施放和防毒面具寒区试验。到1941年日军已研制出野战炮、迫击炮毒剂弹10个型号以及布毒车、布毒器3个型号,共计36种化学武器装备的弹药。其具体生产基地是大久野毒剂研究工厂。该厂是1928年11月,日本陆军在离广岛县出海町3公里的濑户内海的无人岛——大久野岛(也被称为毒气岛),建设的一座毒剂工厂,1929年建成投产,有职工2045人。这个工厂设有德式黄1号、黄2号、青1号、茶1号、绿1号及红筒、绿筒、发烟筒的生产车间和二个装填车间,到1945年已生产各种毒气6615吨,日本战败时还剩下2253吨。此外还有1938年在齐齐哈尔火车站东建的日本陆军516化学研究所,直属日军参谋本部,所研制的毒瓦斯迫击炮弹由迫击炮第三联队即526部队负责试验。除试验消耗外,其战败时研究所还储存有20万发毒气瓦斯弹)。
  大量的毒气试验,同细菌部队试验一样,都是以活人为对象的。原516部队队员渡国义供认:1940年7月中旬,于黑龙江省富拉尔基东4公里草地……,我指挥新兵10名在通向中国人村庄的道上散布了面积2000平方米,毒量100公斤,杀伤效力10000名,毒气有效时间一星期的糜烂性持久瓦斯。结果,5名中国农民男子通过这一地区时,中毒后身体腐烂而被残害。另有25名中国男女农民的手脚被瓦斯腐蚀。在长达八年抗战中,在武汉会战、长江两岸、大别山北麓、南昌战役、长沙战役和在郑州、福州、豫中等18个省区日军施放毒气达2000次以上。《解放日报》1942年3月15日曾有一篇题为《日军扫荡太行山地区到处施放毒气及毒瓦斯》的报道:此次敌寇扫荡太行山区撤退时,曾到处施放毒药及毒瓦斯,企图毒害我抗日军民。现辽、聚、武、涉等地均已先后发现。涉县河店一水井内,发现敌人所施毒药,无论军民与牲畜一食井水,立即毙命。所施放的毒瓦斯大部分在门框、炕席、粮食或草上。据统计,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中毒总数在4.7万人以上。在敌后,1937年——1940年,八路军中毒总数31657人。另外,在华北敌后和日军占领的东北地区,曾在实验中使用毒剂大量屠杀平民和战俘,造成中毒和伤亡人数9591人。每逢在玻璃小屋——细菌、毒气室,给“马路大”穿的衣服要按使用毒气的类别和浓度做适当的更换,有时则是赤身裸体。
  日军投降后的一天,在黑河地区瑷珲县张地营子区的上马厂村,一农民家发生了一起惨不忍睹的毒气致命案,被害者是一名无辜的孩子。上马厂是日本关东军“北部正面”中心地带的北侧起点,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军事部署十分严密。所以,这里聚集了大量的日军溃败后所遗弃的军用物资,不知情的农民成帮结伙来找自己需要的东西,有的不知何物也捡回家,结果一农民捡回了两只铁筒(每个高1米,直径半米,在筒盖上有三个铜螺帽)。打开后,筒内油状液体溅到其邻居家的一个好奇的孩子脸上。很快,这孩子的脸就发红、浮肿、溃烂。由于不知原因,又没办法医治,就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活活地烂死。太可怕了,谁也不敢再去碰那两个筒。为了防止再有意外发生,孩子的父亲忍住悲伤和疑惑,在几个乡亲的帮助下,找个适当的地方将那两只筒暂且埋起来。后来人们才得知:这就是被称之为毒气之王的糜烂毒气代表——芥子气。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专家纪学仁主编的《日军侵华战争的化学战》一书有专门的解释:芥子气,日本代号为黄1号,该毒气施放后呈液滴和汽雾状,人经呼吸道吸入或皮肤沾染后造成中毒,症状有眼睛流泪、怕光、疼痛、角膜浑浊、呼吸道障碍、呼吸困难,甚至窒息;皮肤染毒后红肿、起泡、溃烂,严重者全身中毒死亡。由于它伤害途径多,持续时间长,防护较为复杂。书中还披露大量日军用中国人做“活靶”,进行各种毒气试验的事实。
  当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顽强地顶住敌人“闪电式”进攻并最终打败德国法西斯之后,又出兵帮助中国收复东北,日军全面投降,孙吴也获得了解放。伴随着这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为天皇而效忠的武士们此时因大局已败不得不极不情愿地放下手中的屠刀。本不应该滋生的“673”细菌基地这颗毒瘤,终于被彻底根除。企盼和平的人们祝愿,永远不要制造那些不人道的杀人武器,永远不要提到“战争”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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